从唐朝到清朝,李密的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作者:佚名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2020-03-16 11:05    浏览量:

李密是隋末乱世群雄之一。他初随杨玄感反隋,后又成为瓦岗起义军的领袖,最终降唐复叛而死。他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在隋末反隋斗争中建立了巨大功绩;但他性格中又有狡诈和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万分,这也最终导致了李密的败亡。对于这么一个枭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痕迹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面孔。正史中的李密和民间文学中的李密判若两人,他留给后人的印象是一个被丑化和弱化后的形象,是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

从官方史书记载中的多面人性的枭雄,到好色无能、忘恩负义的贼子,是什么造成了李密形象的180度大转变?

李密出身贵族世家,其父李宽是隋朝上柱国、蒲山公。在隋末乱世,出身显贵、雄才大略的李密根据当时民间流传的“李氏当王”之谶言,最大的愿望是一统天下,创建自己的王朝。李密多次将自己与周文王和刘邦相比,他曾致书给唐高祖李渊: “请合从以灭隋,欲与高祖为盟津之会”。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李密希望统一天下的政治愿望。

隋末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大业十二年,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隋政权已失去了控制全国局势的能力,天下四分五裂, 形成了复杂的封建割据局面,各地农民起义军也趁机纷纷获得发展。河北窦建德联、江淮杜伏威以及瞿让的瓦岗军成为农民起义军中势力最大的三支力量。

河南是隋末天灾人祸的重灾区, 阶级矛盾尤为尖锐。瓦岗军领袖翟让出身于下层官吏, 为人质朴, 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他的瓦岗军英勇善战, 在李密进入瓦 岗军之前, 就有了较强的实力。在李密窃取领导权之前, 翟让为首的农民军领袖歼灭了隋朝名将张须陀,攻取兴洛仓和石子河,攻陷隋朝黎阳仓,使得天下震动。

李密加入瓦岗军不久, 便向翟让提出了夺取隋朝全国政权的建议。荥阳大捷后, 翟让将一部分瓦岗军的领导权交给了李密,李密趁机在洛阳建立了较稳固的根据地,并建立了能和翟让分庭抗礼的行军元帅府 。李密重用隋朝旧官吏,将祖君彦 、 郑德韬等人安排在元帅府重要职务上,握有实权的高级将领几乎全为隋朝旧将。 李密通过这些手段,剥夺了翟让的领导权,使得隋朝大批贵族、官僚涌入瓦岗军, 让以翟让为首的农民军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这时李密又与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李渊建立了联系,并于义宁元 年杀害了翟让等人,夺取了瓦岗军的领导大权。

翟让为人朴实, 心地坦荡。他从瓦岗军的前途出发,自愿“推密为主”,把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李密 。翟让的悲剧正在于他对李密失去了应有的警惕, 对李 密的篡权、分裂活动既 无觉察, 也无任何防范措施 。李密杀翟让,是以李密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 矛盾的一场大爆发。 杀害翟让给瓦岗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后果,邮元真、单雄信等农民军领导人与李密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单雄信英勇善战, 是瓦岗军中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李密的亲信房彦藻整天挑唆李密 把他除掉, 结果逼反了单雄信。李密杀翟让,造成了瓦岗军人心涣 散,严重地破坏了瓦岗军的团结和战斗力,使瓦岗军在后来同宇文化及和王世充的斗争中陷于被 动 , 逐步走向失败。 李密杀翟让成为瓦岗军由胜到衰乃至最后失败的转折点。

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了隋炀帝。 五月,李渊在长安即皇帝位, 建立李唐王朝。与此同时,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即位 , 以隋朝正统自居。 这样就形成了李渊、宇文化及和王世充三个封建军事集团。这时的李密清楚地看到 ,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宇文 化及、 王世充和李渊统一天下,在新的政治局面下, 他已没有必要继 续打着反隋旗帜, 而 是急需抓到隋朝正统这块金字招牌, 扛起 “继绝扶倾, 匡济国 难” 的旗帜,以便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 因此武德元年,李密公开向隋朝东都越王杨侗投降, 杨侗遣专使向李密 证 : “ 七政之重, 伫 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挥”。 李密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拿着瓦岗军同其他军事集团火并, 把瓦岗军从胜利引上了被动挨打和最后失 败的歧途 。

李密在同宇文化及和王世充的争夺战中失败后, 率领二万多人去长安投降了李渊 , 以期利用农民军的革命成果换取李唐王朝开国将相的宝座 。 李密投降李渊 ,是对革命事业的彻底叛变。李密投 唐 , 不是为农民起义军找出路和盟友,当时窦建德和杜伏威两支农民武装正同地主阶级武装斗争 ,瓦岗军完全可以和他们联合,战胜地主阶级。瓦岗军这样一支农民军的中坚力量被带上投降的道路,李密是难辞其咎的。

李密降唐后,又对李渊给予他的官职和地位不满意,后来又以去山东招降旧部为名出走, 叛离了李渊 。 他对亲信王伯当说 : “ 唐使吾与绛 、灌同列,何以堪之 ! 今不杀我, 听使 东行, 足明王者不死; 纵使唐遂定关中, 山东终为我所有” 。 这是李密内心的自我表白,也说明直到最后李密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野心。这个野心支配了他的一生,最终造成了他可 悲的下场。

李密出身于大贵族、大地主阶级。他的反隋完全是因为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妄图浑水摸鱼、改朝换代,这才参加了隋末的农民起义。在起义军内部,他杀害翟让, 篡夺了瓦岗军的领导 权,把瓦岗军变成了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 在同其他地主阶级武装争夺中,断送了瓦岗军 的革命成果。李密就是一个混进农民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阶级野心家,这才是历史上李密的真面目。

李密的记载主要存于《隋书》和《北史》以及他的墓志铭中。编撰这些史料的许多人都是李密的故旧或者下属,李勣、程知节、张亮、秦琼、许敬宗等人莫不如是。这些人在唐初政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对李密形象的构建时,这些人为李密构建正面形象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李唐王朝如果对这些人的“旧主”进行大肆批驳,会让这些重臣心怀忐忑,进而产生对李唐政权的离心。李密的正面的形象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被写进了史书。

李密是一位曾经争霸天下而终告失败的枭雄,与秦末汉初功败垂成的项羽形象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隋唐时期项羽已被塑造成一位失败的英雄形象,所以编史者也把李密按项羽的形象塑造。《隋书》对李密的评价是: “遭会风云,夺其鳞翼,思封函谷,将割鸿沟。期月之间,众数十万,破化及,摧世充, 声动四方,威行万里。然志性轻狡,终致颠覆,其度长挈大,抑陈、项之季孟欤?”这种评价既肯定了李密的功绩,又以“思封函谷,将割鸿沟”之典故,将李密与项羽相比附,凸显出李密失败的英雄形象。

李密的墓志铭中,除了个人经历的叙述之外,同样出现了大量将李 密与项羽之间作比附的辞句。什么“或一丸请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鸿沟”,什么“阴陵失道,讵展拔山之力? 骓马不 逝,徒切虞兮之歌”,都把李密放在与项羽同等的地位。《隋书》这样记载,不仅揭示了李密的结局,也巧妙地掩饰了李渊曾经避其锋芒,向李密低头妥协的窘迫。这是在以魏征为代表的唐初史臣反复衡量之下,为李密定下的基调,不仅符合唐朝对于李密的身份认同,也有利于当时政局的稳定。

北宋史臣修撰《旧唐书》、《新唐书》以及 《资治通鉴》时,基本保持了唐朝史书的原貌。《隋书》中的《李密传》也成为《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 鉴》中李密形象的蓝本。因此正史中将李密与项羽相比的倾向非常明显。《旧唐书》着重突出李密反隋是“刘、项奋起之会”,凸显出李密如项羽一样,具备高远的志向。《旧唐书》还对李密的军事才能进行了描述: “密军阵整肃,凡号令兵士,虽盛夏皆若背负霜雪。躬服俭素, 所得金宝皆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都肯定了李密曾经的辉煌,使李密的形象更加丰满。

关于造成李密之死的“桃林之叛”,两《唐书》中记载十分详尽。魏征在撰修《隋书》时存在为李密避讳的情况,而宋代修史则没有这种顾虑了。所以我们能看到 “李密归国,封邢国公。后至桃林,渡,叛。上遣兵征之, 至陆浑,乃斩于邢公山下。”的记载,将李密的死因和过程说得非常详细。不仅将李密之死的结局书写成类似项羽最终败亡的情景,而且加入贬抑性的描述,以衬托李唐王朝的 “正统”。

《隋书》、《北史》和两《唐书》以及《资治通 鉴》有关李密的记载,展现了李密的形象都是一位“失败的英雄”。李密是隋末群雄之一,曾经拥有争夺天下的实力,也曾是李渊的合作伙伴,因此他的形象必须以正面为主,才能突出李唐政权“正 统”地位。李密出身关陇 集团,还是山东豪杰的领袖,其身份在唐初政局中牵涉甚广。对其形象的构建不仅要获得当朝统治者的认可,还要满足多方政治势力的需求。李密史书中正面形象的记载,是隋末唐初时代的政治背景和利益集团的平衡共同决定的。

“忠义”和“侠义”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社会是纵向结构的礼法社会,“仁义”、“忠义”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的封建等级制度的要求,也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统治的需要。“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君臣关系的准则便位于所有“义”之首,忠君是最大、最高的义。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有 “家国同构”的特点,父是“家君”,君是“国父”,要求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要求全社会所有成员都忠君为皈依。“义”维护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所以 “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中国流传有不少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关羽、宋江、秦琼、单雄信,他们都是历史和文化的结合。关羽的形象是“忠义”、“侠义”的和谐统 一,反映出中国社会理想的人格。《三国演义》通过描写“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等表现关羽和刘备“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的关系;以及华容道捉放曹操,将主流社会推崇的“忠义”与江湖世界强调的“侠义”统一于关羽一身。宋江的形象是 “忠义”、“侠义”的矛盾统一,“侠义”服从于“忠义”,反映江湖 化和正统文 化的折衷融合。宋江出于“侠义”,私放晁盖,同情并支持梁山起义;但“忠孝”始终潜藏于他灵魂深处,使得他上了梁山仍一心想着招安,为宋王朝卖命。

与李密同时期的秦琼、单雄信的形象,在中国社会同样有着深远影响。他们是“山东好汉”的典范,在他们的故事流传与演变的过程中,“侠义”、“忠义”并不稳定统一,不但反映出正统文化与江湖文化的差异,而且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对于“义”的深刻反思。

秦琼、单雄信从历史上的普通武将演变为好汉,主要缘于《隋唐志传通俗演义》、《隋唐演义》和《说唐全传》等明清传奇小说的加工。《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略去秦琼仕隋经历,事 李密经历也仅三言两语带过,淡化变节行为,倾向于把秦琼塑造成“忠臣”,建构 其“忠义”品格。使得秦琼、单雄信的形象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之中。中华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伦理 型文化,历来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和道德楷模的尊崇。在中国,“仁义”思想和“忠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 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心理。

明清两朝受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影响很大,社会上对女性的要求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同样对男性的要求是“忠臣不事二主”,忠君是衡量一个人“义”与“不义”的标杆。所以在民间层面,老百姓由于生活需求和精神寄托,更愿意传颂像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忠君人物,李密投瞿让又杀瞿让,投唐又叛唐的经历,使得普通民众对他产生了普遍的厌恶之情,当时的民间也有很多关于李密的民间故事,都是论证李密失败的必然性,充满了辛辣的讽刺。在这几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李密的形象越来越反面。

李密在正史中的形象虽然正面,但是民间百姓基本不具备通过查阅史书去了解历史人物的水平,他们更愿意接受的是喜闻乐见的评书故事或者戏剧演义。《隋唐志传通俗演义》、《隋唐演义》和《说唐全传》为人们树立了忠义的秦琼、侠义的单雄信,需要一个与之产生对比的反面形象,使整个小说更加完整可读。因此,李密就被打上了“好色无能、忘恩负义”的标签,被戏曲和小说广为传播,让通过这些渠道了解隋唐之际历史人物的普罗百姓产生了对李密牢固的判断标准。

特别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对汉族实行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汉族百姓在双重压 迫之下,生活艰难,因此鼓吹江湖侠义,强调彼此忠诚、关爱是民间的主旋律。清 朝建立以来,以抗清为宗旨的秘密团体的活动从未停止,白莲教、天地会等在社会上的势力与影响力都很大,成员间讲究互信互忠,不背叛彼此及整个团体的利益,对叛徒施以严惩报复,这都给民间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以很大的示范作用与影响。因此《隋唐演义》、《说唐全传》塑造的秦琼、单雄信的形象成为时代的追求,而李密则以他的见利忘义和忘恩义行为,受到人民的鄙视。这是清朝社会环境和大文化背景造成的,也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政治背景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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